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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刊发《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书评
发布日期:2024-05-23    文章来源:解放日报    分享到:

5月18日出版的《解放日报》刊发了由陈华文撰写的书评文章《历史地理学,换种眼光思考中华文明》,向读者介绍并推荐了总社图书《中国历史地理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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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链接:https://www.jfdaily.com/staticsg/res/html/journal/detail.html?date=2024-05-18&id=372358&page=06

  全文如下:

历史地理学,换种眼光思考中华文明

陈华文

  我们回望昨天、探究历史,往往会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种角度切入,其实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角度,那就是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看时代之变。也许很多历史上的不解之谜,从地理变迁中都能找到答案。

  历史地理学作为一个交叉的学科专业,从原来的冷门边缘学科逐步跃升为热门显学。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历史地理学,寻找岁月变迁中的隐秘之处。其中,史念海(1912—2001年)先生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的代表性学者之一。读他的一系列历史地理学著作,可以让我们从更广阔的眼界,重新审视中国历史文化的沧桑之变。《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作为中国历史地理学领域的重要著作,就如同一把重新解读历史之门的“金钥匙”。

一个动态开放的学术领域

  史念海先生作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创建人之一,1936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历史系。1934年加入禹贡学会,协助顾颉刚编辑出版《禹贡》杂志,并为杂志供稿。1938年他与顾颉刚共同署名出版《中国疆域沿革史》,主要代表作有《河山集》一至九集、《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中国的运河》等。他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具有深厚的家国情怀,其学术研究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20世纪30年代,史念海在陈垣先生和顾颉刚先生的引导下步入史学殿堂,开始对中国历史地理进行研究。面对日本侵华的危局,他著书立说,大声疾呼,彰显出拳拳爱国之心。

  20世纪50年代,史念海先生又从有用于世的角度出发,率先走出沿革地理学的樊篱,努力开拓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新领域,与谭其骧、侯仁之两位先生一起,开创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新局面。《中国历史地理纲要》这部学术著作,他早在1953年就着手撰写,最初只是大学课堂上的讲稿,后来反复修改、不断完善,直到三十多年后才正式出版。该著作20世纪90年代初版时,是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全面建立的重要标志,在学术界产生过重大影响。

  目前重新出版的《中国历史地理纲要》,距初版又过去了三十多年。该著作之所以值得再版,是因为这是国内第一部全面、深入、系统论述中国现代历史地理的专著。新版的《中国历史地理纲要》,在原来版本的基础上重新编排,分为上下两册:上册包括历史自然地理、历史民族地理、历史人口地理,下册包括历史政治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军事地理。每个章节都随文附有相关地图、形势图、分布图,利于读者学习掌握相关知识。

  中国历史地理学,是探索中国历史时代各种地理现象的演变和人们的生产劳动、社会活动的相互影响,并进而探索这样的演变和影响的规律,使其有利于人们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科学。这是史念海先生对历史地理学的概括。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科学,从古代的《禹贡》《山海经》《穆天子传》等早期著作算起,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古代沿革地理的起源和发展;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的演变;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形成和发展。史念海先生几乎完整经历了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征程,是该学科发展的推动者。

  历史地理学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学术领域,伴随着各学科的发展和现代技术的引入而深入发展。我们常说,只有更多地了解历史、熟悉历史,才能清醒地认识当下、把握当下,稳健地走向未来。历史地理学恰好有这样的现实意义。

河流变迁牵引历史走向

  历史地理学视域中,自然地理是首要的研究重点。山川河流在漫长时光中,一直处于不断的运动和变化中。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大地构造运动相对放缓,但是江河湖泊一直都在不断变迁,水文变化直接影响历史上人们的生产生活,甚至会直接决定一个王朝的兴衰。

  历史上不同时期,湖泊的数量和规模,和现在有着一定的差异。该书第二章“历史自然地理”中,对古代中原地区的湖泊变迁,进行了深入的论述。中原地区是我国历史文化的主要发源地之一,这和当时水草肥美的自然地理具有直接的关系。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历史文化和农业生产,不可能在生态恶劣的地方勃勃发展,人只有在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环境中才能不断地生存和繁衍。

  河流湖泊一直都是学界关注的重心。一部中国社会史和文化史,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河流变迁史。水源充沛之地,经济繁盛、文化活跃、人口密集,反之则相反。中国历史的脉络走向,基本上与河流变迁形影相随。书中指出,黄河中下游及附近,湖泊众多,如山东境内,古代就有豯养、大野、雷夏、菏泽等四个大湖。河南境内,古代也有荥泽、圃田、孟诸三个大湖。此外,河南南部的大陆泽(也称巨鹿泽),陕西中部的弦蒲、阳纡、焦获等湖泊也不小。

  此外,这些大湖泊附近,还有若干小湖泊环绕。这些历史上的湖泊,现在看来都有几分陌生,比如大野,就是后来《水浒传》里说的梁山泊。在唐朝,梁山泊的湖面南北有300里,东西也有百余里。如此巨大的湖泊,确实壮观无比。伴随着历史生态的演化,众多湖泊淹没在历史深处。

  非常可惜的是,黄河流域的多数湖泊,慢慢地干涸。这与黄河有着直接的关系。黄河夹杂着大量泥沙,又经常决口或改道。中原各地主要的湖泊,群集在泰山以西和嵩山、太行山以东的地区,而这个地区,正是黄河容易决口和改道的地区。泛滥的洪水夹杂着泥沙冲入湖泊中,必然使湖泊逐渐淤塞。

  古代黄河中下游湖泊众多,长江流域就更是如此。由于南北地理和气候的差异,长江流域湖泊有的存在上万年,到现在依然碧波荡漾。但是长江流域的湖泊,也曾难免遭遇萎缩的命运。比如古代的云梦泽烟波浩渺,清朝之后,人口剧增,不断地围湖造田。云梦泽水域一步步缩小,后来导致在湖北湖南被人为地切割开来。湖北境内的云梦泽后来又被切割成无数小湖泊。云梦泽是中国历史地理中具有代表性的湖泊,正是人为的干预和破坏,使云梦泽成为一个历史名词,这是文明的遗憾。

气候与植被影响社会进程

  历史地理研究中,气候和植被同样是重要的问题。自然现象中,气候和人的关系最为密切。中国从古至今,气候不断变化,直接影响植被的生长。远古的温暖时期较为长久,秦汉以后,气候变化较为频繁,越是到后来,寒冷时期就显得越长。历史中的气候变化,在较长时期有所显现,短暂年月中是不可能体验出来的。气候变化,也影响着河流湖泊的变化。古代黄河流域气候湿润,星罗棋布的湖泊对气候起到调节作用。黄河流域湿润的气候,促进了森林的生长发育,而茂密的森林也影响着气候温润的程度。

  古代黄河下游及附近地区,森林相当繁茂,植被完好。《尚书》《周礼》以及文人墨客的诗文中都有记载。早在周王朝时,道路两旁都要栽种树木,诸侯封国也必须遵照执行。可见,古人很早就知道植树的重要性。同时也要看到,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拓展耕地、建造房屋、生火做饭以及生产生活等方方面面,都需要用到树木,这导致植被不断减少。对于黄河流域植被锐减的原因分析,史念海先生并没有充分展开,但是英国汉学家伊懋可在《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中,以北方大象不断南迁为个案,对黄河流域植被破坏进行了剖析。中国古人追求“天人合一”的理念,理论上讲应该重视自然环境保护。可是这个理念,并没有真正践行。

  书中认为,古代黄河流域的森林渐渐消失,其主因是气候变得干燥,同时人为破坏也是其中的要素。那么,黄河流域气候是何时由温润变得干燥的?这个界线出现在700多年前,也就是元朝初年前后。最近400多年来,黄河流域旱灾变得越来越频繁,其生态环境随之恶劣。而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凭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长久以来气候温润、雨水充足、植被茂密且种类繁多。

  近些年来,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使得生态环境不堪重负。如何保护好自然生态环境,科学地开展生态修复与治理,显得迫在眉睫。从历史中充分汲取生态智慧,并巧妙地运用到生态文明建设中,是当前历史地理学需要面对的现实之问。

  《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作为一个学科领域的开拓性著作,为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起到奠基性作用。伴随着历史地理学的深入发展,该研究领域也在走向更宏阔的远方。阅读此书,给笔者带来两点启示。一是我们研究历史要有宽阔的视角,不能拘泥于一个特定的学科领域。历史地理学要在现存的文献中寻找学术养分,还要在考古新发现中予以滋养,要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遥感测绘等新技术新方法,在山河大地开展实证分析,从中寻找新发现。二是历史地理学作为交叉学科,融合发展是显著特征,它考验专业研究者的综合素养和知识储备。历史地理学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地质、环境等众多领域都有着血亲关系,如何处理好专业和学科的融合发展,也只有在不断的探索中寻找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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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宣仪 审核/王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