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在全国上下掀起学习党史、回顾党史的热潮，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中探求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规律和大道时，出版界也迎来了党史出版热。

从目前出版的党史图书来看，呈现出了做精党史基本著作、拿出权威版本，挖掘地方党史资源、丰富党史出版维度，小切口见温度、讲好党史故事，表现形式多样化、提升阅读感染力和传播有效性等四大特点。

深化党史学习，需要一批高质量的权威党史著作，或全面系统、实事求是讲述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或侧重于党的历史经验对现实决策的可参考性。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的《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由中央宣传部组织，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执笔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等。

不同地域有不同的党史资源，地方党史的出版，可以丰富党史研究和出版的厚度和维度。比如，浙江人民出版社的《红船精神：领航中国梦》，江西人民出版社的《井冈山斗争史话》，南京大学出版社的《中央苏区历史大讲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遵义会议精神研究丛书”等。

党史出版物也必须通过市场流通到达读者的手中，为读者所喜闻乐见，才能真正实现党史研究成果的转化。作为面向大众的党史出版物，需要通俗化、小切口、有温度，需要讲好党史故事。比如，党建读物出版社和接力出版社合作推出“中华人物故事汇”系列丛书，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童心向党·百年辉煌”书系，现代出版社的《长津湖》，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国家命运：中国“两弹一星”的秘密历程》，安徽人民出版社的《觉醒年代》等，皆生动可读。

如何使党史图书出版表现形式多样化，丰富立体可感，以增强其传播力、吸引力和感染力，也是出版人经常思考的问题和孜孜以求的目标。如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漫画变化中的中国——改革开放为什么好？》，以漫画的形式增强党史图书的感染力；山东文艺出版社《影像日记——记者镜头下的全民战“疫”》，则以影像资料让历史更为真切可感；中共党史出版社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歌典》，采取融媒手段，为读者提供VR体验。如何将党史图书打造成为全媒体系列产品，推出影视作品、主题歌、舞台剧、表情包、动漫周边等全产业链产品，构筑党史图书的传播链，或可为党史图书立体出版的下一个研究方向。当然，无论形式如何立体创新，内容才是实现党史传播的根基。

10月26日，人民出版社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100年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和高水平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播党的创新理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希望人民出版社赓续红色血脉，始终紧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步伐，着力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创新理论；始终坚持为人民出好书理念，着力展现党和国家发展历程、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着力深化改革创新，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6日下午，繁荣党的出版事业暨人民出版社成立100周年座谈会在京召开，会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并为人民出版社的发展指出四个方向：其一，弘扬光荣传统，坚持守正创新，筑牢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其二，争做讴歌人民、记录时代的鲜亮标杆，构筑涵育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文化高地；其三，打造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出版重镇；其四，搭建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的知识桥梁。

人民出版社成立于1921年9月，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家出版机构。100年来，人民出版社以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党和国家重要文献以及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为基本任务，成为政治性、理论性和通俗读物出版的重要阵地。人民出版社的发展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大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以及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著作和重要文献，在政治理论、思想文化建设方面，人民出版社发挥了出版界旗舰的作用。

中共党的出版工作在党组织成立之前就已经开始。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在上海建立时，共产国际在中国设立的最早的机构中，出版部就是其中之一。党的出版事业在奠定建党的阶级基础、理论基础、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等方面，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3月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全民阅读”第八次被写入报告。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介绍了“十四五”时期主要目标任务，其中围绕文化建设，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报告中提到，要“繁荣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科学和档案等事业。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和管理，发展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倡导全民阅读。深化中外人文交流”。

党和国家是将“全民阅读”视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文化惠民工程”中重要的一环。文字是表达和沟通的最基本媒介，也是体现内容整体性与逻辑性的最好媒介。从人类进入现代文明社会开始，阅读水准就成了国民修养的标志，成了国家文明程度衡量的标尺。倡导阅读，就是要建立健全全民阅读长效机制，养成国民的阅读习惯，建设书香充盈的社会，这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6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正式实施。这是我国著作权法律事业新的里程碑，也是着眼于打造创新大国的一次立法调整。

2020年11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著作权法》的决定。这是一次“十年大修”，是自《著作权法》颁布至今的第三次“修法”，加大了对著作权的保护力度，大幅提升侵权违法成本，回应了现实的呼声与关切。

1990年，我国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著作权法》。2001年，为了满足加入世贸组织的需求，我国对《著作权法》进行了第一次修改；2010年，为履行世贸组织关于中美知识产权争端的裁定，我国对《著作权法》进行了第二次修改。

著作权领域一直存在着“侵权行为普遍，侵权成本低”的问题，尤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崛起，互联网大规模侵权盗版的现象十分猖獗。互联网并非法外之地，加大侵权成本，完善其他相关保护制度，遏制愈演愈烈的著作权侵权现象，确保著作权人能从作品的使用中获得收益，才能激励著作权人持续从事作品的创作和后续的开发使用，建设文化强国，打造创新大国。

新修《著作权法》明确了惩罚性赔偿制度，避免之前维权“得不偿失”的尴尬。新法明确规定，对于侵权行为情节严重的，可以适用赔偿数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将法定赔偿额上限由50万元提高到500万元。与此同时，新法也针对性地调整了对侵权损失的举证责任，在侵权人掌握相关账簿、资料而拒不提供，或提供虚假账簿、资料等的情况下，可以减轻权利人的举证责任，甚至法院“可以参考权利人的主张和提供的证据确定赔偿数额”。

新修《著作权法》明确规定新闻报道有著作权，也是向互联网时代多发的“新闻搬运工”“洗稿”行为明确说不。原来的法条表述是“时事新闻”不适用《著作权法》，现在改成了“单纯事实消息”不适用。

对于出版界而言，此前互联网平台上盗版书猖獗，由于法律对知识产权侵权者没有很重的处罚，侵权者通过侵权可以从市场上挣钱，由此侵权书屡现不止的现象，新修《著作权法》实施后，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7月29日，中宣部在北京召开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表彰会，对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荣誉奖，图书奖，期刊奖，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和网络出版物奖，印刷复制奖，装帧设计奖的123种出版物、50家先进出版单位和69名优秀出版人物进行了表彰。

中国出版政府奖是我国新闻出版领域的最高奖，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每三年评选一次。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共计设立7个子项奖，共计240个奖励单位。其中，图书奖60个，期刊奖20个，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和网络出版物奖20个，印刷复制奖10个，装帧设计奖10个，先进出版单位奖50个，优秀出版人物奖70个。

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获奖荣誉奖的有三种图书，分别为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二、三卷），人民出版社和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史》，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第七版）。

共70种图书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获奖图书奖，以理论图书、学术著作、科技图书、大众精品读物（文学、少儿）、古籍文献整理图书为主。理论读物如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崇文书局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大辞典》，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丛书》等；学术著作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民法典释评》（十卷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经济发展的世界意义》等；科技图书如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中医药重大理论传承创新典藏》，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机器人学：建模、控制与视觉》等；大众精品读物如学习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99册），党建读物出版社和接力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物故事汇》（109册）等；古籍文献整理图书如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第一至五批）（40册）、凤凰出版社出版的《文选旧注辑存》（20册）、南京出版社出版的《世界记忆名录——南京大屠杀档案》（全20册）等。

据笔者梳理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获奖图书（正奖）的情况，前三届获奖图书中，各类理论著作、学术著作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同时还有大量历史文献整理类的图书，以及辞典类工具书。后两届获奖图书中，大众精品读物的出现为新亮点。由此可见，国家在鼓励代表国家科技水平、学术水平、理论研究水平的理论学术图书出版，鼓励代表国家水平的大型出版工程的同时，也出现了鼓励引领全民阅读、为大众读者服务的新趋势。

10月12日，国家教材委员会公布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评选结果。全国教材建设奖是教材领域的最高奖，是检阅、展示教材建设服务党和国家人才培养成果，推动构建中国特色、世界水平教材体系的一项重大制度。经评审委员会评审、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国家教材委员会批准，决定授予义务教育三科统编教材等10种教材“全国优秀教材特等奖”，授予《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版）》等200种教材“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授予《职业道德与法律（第五版）》等789种教材“全国优秀教材二等奖”，授予国家教材委员会语文学科专家委员会等99个集体“全国教材建设先进集体”称号，授予丁增稳等200名同志“全国教材建设先进个人”称号。

2016年，中办、国办印发文件，明确提出完善教材建设表彰激励机制，实施教材建设国家奖励制度。2019年12月，经批准，正式设立全国教材建设奖，由国家教材委员会主办、教育部承办，分设优秀教材、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三个奖项。该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设立全面覆盖教材建设各领域的专门奖励项目，也是全国教材建设领域的最高奖，由教育部组织评选，每4年评选一次。此举受到教育界、出版界和社会的高度关注。

此举也标志着，如果说，过去我们是将教材简单视为出版门类的一种；而现在，国家明确，教材的核心功能是育人，全面落实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

教材作为教育过程中最基本的遵循，必须体现国家意志和社会主流价值观。全国教材建设奖的设立，一是加强教材建设激励保障的重要制度设计；二是树立教材建设标杆和典型的重要机制性措施；三是展示教材建设成果的重要窗口。全国教材建设奖为优秀教材和教材建设先进典型提供了重要展示平台，是社会各界了解教材工作的窗口。

9月27日，抖音主播刘媛媛在一场图书直播中以惊人的“1元直播卖书”，让整个出版界“震动”。“准备了50万册10元以下的书，10万册1元的书”。这场让行业惊诧的“破价”直播，让拥有一千多万抖音粉丝的刘媛媛，将这场直播的GMV成功达到接近破亿。据媒体报道，某社提交的8个秒杀品，都是按照清库成本折扣和刘媛媛进行结算。其中，有两个秒杀品临时被刘媛媛改为1元秒杀。据刘媛媛接受有关采访时透露，这场直播，自己不仅掏出了大量补贴，抖音官方也给了很大的补贴和投入。由此，这场声势浩大的引流，不仅仅是刘媛媛直播间的引流，也是抖音电商平台对当当、京东、天猫等传统电商平台的引流。

为什么图书是“最好”的引流产品？图书是标准品，无保质期，运输方便，单价便宜。就少儿图书而言，从策划到成书，版税约为10个点，印制成本约为15个点（原来为20个点，新形势下只能压缩），另外，还有间接管理费用，包括税收和人力资源成本、宣传营销费用和物流成本，约占16%左右，成本总和约为定价的41%；新书目前给实体书店的发货折扣一般是五五折（此前为六折），因此毛利率约为14%，但是，出版社需承担退货损失及处理残破图书，加上呆坏账等因素，利润不过5%；给当当、京东、天猫的供货，协议上写的也是五五折，因为垄断网店拥有强大的流量，而流量即议价权，加上各种活动、返点，出版社给网店的新书发货折扣已经到四折；而给拥有巨量流量的新媒体电商如抖音平台的新书供货折扣，已到三五折。以上所说的折扣，均为行业的上限。一本定价30元的图书，新媒体电商三五折出售，约为10元，就能引来一个新顾客。而据调查，目前互联网的获客成本已经高达100元一人。

“价格杀”，貌似消费者受益，实为恶性价格竞争。其一，低于成本价格的销售，本身就属于恶意竞争；二是通过价格将竞争对手扫荡出局的企业，反倒会获得事实上的定价权，在缺乏竞争的市场里肆意妄为，重新让消费者付出更高代价，这样的过程，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曾经经历；三是超乎寻常的低价会破坏行业生态，让行业陷入恶性循坏，上游实体制造业没有正常利润涵养创新，有品质的好书会因为成本高而淡出市场，出书的门槛越来越低，低劣图书横行。

所以，既要发展数字新兴经济，又要保护亿万市场主体、实体经济和其背后的亿万就业、亿万家庭；既要鼓励新兴产业市场，又要维护市场秩序，保障市场主体的公平开放竞争，避免流量操纵、垄断者通吃。新经济的崛起，不应以吞并传统经济模式、损害传统经济就业岗位为代价，其中价格体系是关键。比优、比精、比好，都胜于只是比价。

1921年，安特生等人对仰韶遗址的发掘拉开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序幕；今年，恰逢中国考古学的百年华诞。学界的热点溢出至公共场域，今年，一批考古相关图书推出，成为阅读新亮点。

观察今年出版的考古图书可以发现，相关图书可分为考古史、考古发现、考古文物、科普读物、考古综合读物等。这些读物大多既有着越江跨海的视野，又不乏富有温度的细节，张弛有度，收放自如，极富阅读感、现场感，可引起大众读者的兴趣。考古史类图书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泓的新著《考古一百年——重现中国》（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在近一个世纪中国考古学取得的丰硕成果的基础上，从史前时期文明讲起，勾勒并重现了中国古文明不可磨灭的光辉轨迹。考古发现图书，如考古学家许宏回顾二十年田野亲历、追踪文物前世今生的《发现与推理：考古纪事本末（一）》（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追述了几场重大考古事件的始末，不仅以亲历者的视角呈现出考古现场的复杂性和魅力，也对几则著名的考古“悬案”重新展开考察。考古文物图书如学者范勇的《三星堆：开启中华文明之门》（天地出版社出版），以考古出土的青铜面具、青铜人像、青铜神树、玉琮、玉璋、黄金面具等实物为依托，系统描述了古蜀文明三星堆的全貌。科普读物如朱真的《考古现场：再现消逝远去的古代场景》（台海出版社出版），介绍了我国历史中出现的人类种族、古墓王陵、文字简牍、古都遗址等。考古综合读物如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齐东方的《我在考古现场——丝绸之路考古十讲》（中华书局出版），穿越古今，实地探寻，引领读者神游丝绸之路；再如萧易的《寻蜀记：从考古看四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次与《中国国家地理》同行的发现之旅，汇集成了一部在脚下遗迹与千年文明间切换的蜀地史。

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意见》明确，一要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二要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三要坚持从严治理，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双减”政策下，出版机遇几何？

首先，“双减”政策可能将导致教辅读物面貌的新变化。一方面，随着作业减少，以及学校对教学材料的严加管控，将可能导致教辅图书总量下降，学科类教辅的品种销量下降；另一方面，“双减”政策所释放的学生自由学习时间增加，校内综合素质类教育时间增加，可能拉动综合素养类读物和少儿读物阅读的上升。

其次，“双减”为出版机构提供教育服务带来了新机遇，如校本课程提供，阅读服务提供，课后服务活动提供，和配套资源、设备仪器、培训辅导等综合性服务需求。例如，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联手专家学者和一线教师正在打造的“跟我开眼界”内容学习平台，包括引导学生做手工、做环保、做创客、学礼仪、学汉字、学书法、学唱歌、学跳舞、读名著、识名人、认植物、认动物、练太极、进农田、进工厂、太空探索、研学实践、安全健康等特色课程；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认为，少儿出版社要把公益性阅读活动送到校园；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常青表示，少儿出版社可以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为读者提供立体的阅读服务；依托图书产品开发系统的阅读服务课程，将阅读服务专业化。

其三，“双减”政策明确提出各级教育部门要征集、开发丰富优质的线上教育教学资源，向学生提供高质量专题教育资源和覆盖各年级各学科的学习资源，对于拥有精品内容的出版社来说，也具有一定的发展机遇。

5月，教育部官网发布“中考新政”——音体美纳入中考，于2022年正式实施。

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并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指出，要加强体育课程和教材体系建设；将体育科目纳入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范围。改进中考体育测试内容、方式和计分办法，科学确定并逐步提高分值。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指出，加强教材体系建设，加强大中小学美育教材一体化建设；中小学美育教材按规定审定后使用；高校落实美育教材建设主体责任，探索形成以美学和艺术史论类、艺术鉴赏类、艺术实践类为主体的高校公共艺术课程教材体系。探索将艺术类科目纳入中考改革试点，纳入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录取计分科目。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体育已经纳入中考，美育进中考也已经在8个省份试点。体育中考将逐年增加分值，美育进中考试点范围也将逐渐扩大，但没有2022全面覆盖这一时间表，2022年的目标是要开足开齐开好体育美育课程。

由此来看，除了中小学体育、美育教材出现新空间，一个艺术素养、美育相关读物的市场在浮现。音体美纳入中考后尚没有省级统一试题，各地一般都由当地教科院进行中考音乐试题命题。由于地域差别极大，出版机构可根据当地情况，与市级教育机构合作推出艺术素养相关地方教材，或与学校研发相关美育课程。

2020年11月，人民美术出版社《美育》杂志创刊，距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仅相隔1个月。今年年初，该社出版了全国第一套中小学美育教材。

（责任编辑：王笑一）